上海解放初期人民币打假的隐秘战争

打假公司网1949年5月27日，随着上海的解放，第一版人民币也开始在上海流通。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市军管会接收了原中央印制厂上海厂，改为上海印制一厂，并以最快速度，扩建成一至五个工厂，同时开工印制人民币。上海市军管会还颁发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禁用金圆券的布告，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财务、债务、票据、契约等均需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金圆券或黄金、美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违者以扰乱金融论处”。
尽管如此，但有人却公开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人民币则进不了上海”。因而要让人民币占领上海市场，还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争夺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渡海东去的蒋介石政权与刚刚建立的大陆红色人民政权，形成了隔海相互对峙的局面。双方透过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较量。其中一个重要的战场，便是围绕着真假人民币而展开的斗争。至于当时假票侵入的严重性，可以从1953年1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向全国各大区行、华北各分行、内蒙自治区分行下发的《加强反假钞斗争的指示》中了解到。
该《指示》称：“自今年以来，各地发现假票案件逐渐增多，敌人以大量假票采用偷运空投、出售等方式，向我内地散发。截至目前止，先后在中南、西南沿海地区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共发现假票案248起，已查获假人民币陆亿三千余万元。并获悉，敌人在港、澳及台湾等地尚有万元假人民币150亿元之巨，待机向我内地输送，企图扰乱我金融市场，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少数民族不识真伪之弱点设法投放，就目前发散假票情况，已成为一种政治破坏阴谋活动。”
当时发现的假票，不仅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仅轮船图景万元券就有四种之多；而双马耕地图景万元券，则有五种之多。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曾于1952年8月27日，向所辖八省市分行发文针对：“近据各行反映，敌匪正利用各种方法将假票输入大陆，例如山东、上海等区发现匪徒从香港以假票夹入信封中寄来国内，伺机在市面混用。又如最近发现的第五种双马耕地图万元假票，不断从沿海地区偷运入境”的敌情，並已经提出：“加强反假工作，各行应作为对敌斗争的一个政治任务来进行。”
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印钞厂地下党佩戴的袖标
当时的形势堪称严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针对上述情况，于1952年9月2日，由该行行长陈穆、副行长谢寿天签署了《反假斗争方案（草案）》。决定成立反假专门机构——秘密反假对策委员会，其宗旨是：为了有准备的、及时的打击美蒋匪帮的破坏阴谋，肃清匪特以伪币破坏我经济建设，捣乱我金融市场的阴谋活动。更好地保卫祖国大规模的生产建设事业。为此特产生此组织。其组织为：由军区司令部、公安厅、市公安局、海关、人民银行、商业厅、省税务局、省合作总社联合组成。
在《草案》中明确进行了分工：
“1、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公安厅、市公安局：掌握线索，并与有关单位主动取得联系。有关单位反映的反假材料及反假情况，应及时加以研究、分析，必要时，应抽出专门力量，进行侦察案件成熟时，并应组织力量，搜查、追捕案犯及检查案件发生地点。
2、军区司令部、海关、税务局应严加布置，详细检查，结合业务工作，负责全省各岗卡、口岸之查缉工作，使之杜绝敌人向我国大陆输送伪币之途径。
3、人民银行：应负责真假票样之管理、鉴别、保管，并应加强对出纳干部的反复教育，通过收款，发现假票在市面上的活动情况，及时反映有关单位，并经常与其他单位，主动取得联系，交流反假情况、经验。
4、商业厅、省合作总社：应布置所辖单位的收款员，加强反假教育，组织鉴别技术学习，发现情况及时反映，及时联系”。
《草案》在最后提出两点要求：“一、各单位应经常联系，密切配合，成为行动统一、步伐一致的反假指挥部，并发挥其作用。二、各单位应各按工作职责和分工范围，在平常的工作中发挥出应发挥的力量，来完成这一既是经济斗争又是政治斗争的重要任务。”
《工力报》是时代的产物。
当时上海从事人民币印刷大小10余个单位，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发行分处统管。为便于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发行分处出版了《工力报》。
1950年6月，上海印制一厂改名上海人民印刷厂。当时作为参与印制第一版人民币的上海人民印刷厂是从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其全称为：“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上海人民印刷厂”。既然是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单位，自然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参与“负责真假票样之管理、鉴别、保管”工作。因而，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其不仅要直接参与第一版人民币的有关印制工作，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辨别、鉴定第一版人民币真伪的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又在其向所辖八省市分行发文中要求：“过去所发往各行之真假票鉴别表及假票票样，应详加整理，装订成册，指定专人保管。嗣后续发新鉴别表时，应尽先在出纳部门中进行学习，研究其特点”。
同时要求各分行即时组织反假学习，普遍提高出纳人员鉴别假票技术，各行应抓紧进行。对反假工作有功绩的同志应及时表扬或奖励，以鼓励出纳人员的反假积极性。又如在上述9月12日的发文中便要求“经常组织出纳干部进行反假学习，普遍提高出纳干部鉴别假票技术。”而“反假斗争会议”则是组织反假力量，扩大反假斗争队伍，推进反假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
从相关档案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上海人民印刷厂参与鉴别的情况。例如1952年9月30日，该厂在回复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会计处库务科时称：由于对他们委托送检的钱塘江图景千元券一张、正阳门图景五百元券三张难定真伪，因此“兹检还是项原票四张，请迳向北京总行洽询为荷！”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系统鉴定人民币疑券的大致流程即各地如遇有人民币疑券，由各分行的下属营业处、所先行鉴别，如果不能确定其真伪，则转送各自的上级支行，如果仍不能确认其真伪，则再由支行转送其上级分行，分行有疑问，再转送更上级机构——各大区行，如还是不能确定，则最后转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从当时的相关档案中我们得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会计处库务科或者将自己不能确定真伪的疑券，一部分转给包括该厂在内的印钞厂进行鉴别。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分行于1953年1月24日发函给人民印刷厂，内容有关“千元券一张五百元券六张请鉴定真假寄还”。该函全文如下：
“兹接浙江省分行附来钱塘江图景千元券一张，安徽省分行附来正阳门图景五百元券六张，均难决定真假，用特将原券七张送请你处鉴定并加说明寄还，以便转复。”
当时的假票不仅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且其造假手段层出不穷，造假技术随时变化更新，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辨别的难度，乃至大多数人都难以确定其真伪。尽管如此，人民印刷厂还是想方设法，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运用其熟悉相关业务的特长，积极参与鉴别人民币真伪的工作。例如在此之前的1月6日，一封由该厂寄发的文号为“沪印生字第三九号”函，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双马耕地图万元疑券三张经鉴别属真券，兹将原券送还请察收”。全文如下：
“奉区机会字第243／308号函暨附件，敬悉。关于山东、苏南两分行送来双马耕地图疑券叁张，经我们详细鉴别，从正反面图案暗记各方面均无差异，即纸张质地亦属真品，所谓不同仅只厚薄，事实上纸张略有厚薄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因此我们肯定附券均属真券，但印刷质量是很差，系废品漏出，兹检奉原券叁张，敬请察收。
函件后面分别盖有该厂主要负责人杨秉超、张瀛、张逢奇、李维功的印章及“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上海人民印刷厂”的公章。
由此可见，当时的上海人民印刷厂，不仅直接参与了第一版人民币的有关印制工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辨别、鉴定第一版人民币真伪的工作。
不仅如此，该厂还是鉴别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特别是，由于对人民币真伪的辨别、鉴定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而上海人民印刷厂从正反面图案、暗记各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纸张质地是否属真品以及厚薄程度等方面入手，从而断定：“事实上纸张略有厚薄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因此我们肯定附券均属真券”。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而推定其“印刷质量是很差，系废品漏出”。而这种底气正是来源于人民印刷厂对印制第一版人民币的精湛技艺。
正因为当时全国有了众多类似上海人民印刷厂的单位积极参与，恪尽职守，才取得人民币反假斗争的阶段性胜利，並最终确保人民币顺利占领全国市场。